这座百年老屋，是一座典型的湘南四合院。两座正屋，两座横屋，两座天井，两间厢房，4间堂屋，6间卧室，两间厨房，凡12间。两座正屋，都是带走廊的；堂屋都装配了带花板的门窗；4间卧室，都是扎了木板楼子的。

别以为我家老屋这么大规模，这么规整，就以为我家祖辈是个大财主。其实，像这样的四合院，在我们老家，过去有很多，而且不少比我家老屋规模更大，也更宽敞更堂皇。可是到今天，能够基本完整保存下来的，却只有我家老屋了，而且看上去，也不打眼了。

不过，与原来我在我们村见过的，和我印象中的四合院不同的是，我家老屋的大门不是开在照墙的正中，而是开在照墙的左侧，像是左横屋的侧门，而且比较小，只一扇门的宽度；而两座正屋的侧门，都开得比较大，都是两扇门的拱门。

为什么这么设计？我爷爷没能告诉我父亲和我叔叔，我父亲和我叔叔也没能告诉我们。我们和我们的乡亲，于是有过许多猜测，但我没有完全相信其中的任何一个说法。或许，这是爷爷留给我们罗家屋里的一道谜面，他想让我们一百年一百年地继续猜下去。

我家的百年老屋，其实不止100年了。

只是因为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的年份，所以，我把我老家老屋称为百年老屋。我父亲在他们8个姐妹兄弟当中，行三；而他们8个姐妹兄弟都出生在这座屋里。所以，这座百年老屋，至少应该有110年以上的“屋龄”了。

我家的百年老屋，是我爷爷奶奶一手建造起来的。

我奶奶生下最后一个女儿不久就去世了，我爷爷在我一岁多一点就离开了人间。因此，我没有福分听爷爷奶奶讲他们听到的看到的故事，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后来，也只是陆陆续续听父亲和叔叔，还有我的哥哥姐姐们，讲述他们所知道的爷爷奶奶，一个碎片一个碎片的。所以，我心中的爷爷奶奶的形象和故事，只能靠我自己“拼凑”。

听父亲和叔叔说，爷爷生前乐善好施，可能也有点余钱余米，手上宽泛点时，就去做一些善事，譬如在村里村外的交叉路口、十字路口，立一些路碑、里程碑；譬如给一些无名墓，立一些无名碑；譬如给一些公共路段，铺一些石板砖。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听父亲和叔叔说，爷爷是个在当地有点名气的兽医。父亲成家后，就“树大开杈，人大分家”了。于是，爷爷带着叔叔一起过，还给叔叔养了个童养媳，这个童养媳，后来就成了我婶婶。于是，爷爷把他的兽医技术传给了叔叔，叔叔后来也成了有点名气的兽医。

听父亲和叔叔说，我们家原来就住在现在的罗家村一组，那时叫二房院子。后来不知是老爷爷一时心血来潮，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就搬到了燕子山罗家。爷爷掌门后，又搬回到罗家二房院子，定居在那时的村口，房子坐南朝北，于是便有了我家的百年老屋。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百年之间，血脉相传，如今与这座百年老屋有骨肉亲情的人，早已逾百。每每谈起自己的来路，他们总是一脸荣光地说起与“罗家屋里”的渊源。

百年之间，与这座百年老屋厮守最久的，当属我的父亲母亲和叔叔婶婶。在这座百年老屋里，父亲生活了88年，母亲生活了66年；叔叔已经生活了85年，婶婶已经生活了70多年。

他们，是守护这座百年老屋当之无愧的四大主人公。

我父亲和我叔叔，表面上看是两路人，但骨子里说，他们相似度非常高。

父亲和叔叔，都是有人生和生活理想的人，都是乡间的精英分子，都是各人事业领域的角儿。

父亲成家不久，就下定决心跟爷爷分了家。并不是他不想与爷爷一起过，而是他想要按自己的想法过自己的日子。这一分，就把自己与叔叔分成了两种不同的“出身”。土改时，父亲的“成分”被定为“中农”，而叔叔则被归类为“富农子弟”。从此，父亲仗着自己不太受政治影响的“出身”，再加上读了几年私塾，就成了乡间的“知识分子”，成了“乡村领袖”。无论是当初级社高级社的民兵营长，当大队的党支书，还是当公社红砖厂的厂长，当乡农机站的党支书，当乡政府企业办的主任，他都一直在“以我为尊”的大小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一生在乡间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参见二哥《作为“乡村领袖”的父亲》）

叔叔的人生，则是另一番精彩。早些年，叔叔虽然多多少少背有“出身”的包袱，但他更知道自己怎样去做，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那个包袱的重压。他从不参与生产队的“队务”，农活拣重活难活干，而且干得比人家漂亮，况且他的岳父是附近几个大队公认的资格最老思想最红的“老大队长”之一，因而不管什么运动来了，他都很少受到冲击。后来，叔叔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逆袭成功，成了一个国家干部。从此，他在爷爷未竟的事业中大显身手，最后在乡兽医站退休，告老还乡，继续守望着老家的山山水水，继续守望着我们家的百年老屋。（参见二哥《叔叔的逆袭》）

都说“男人的成功有女人的一半”。父亲和叔叔也没有出人意外的特别，他们的成功，自然也有我母亲和我婶婶的一半。

我母亲和我婶婶，表面看是两路人，实际上也是两路人，但本质上却是同路人。

她们都是超级母亲。父亲母亲一共生养了我们9个姐妹兄弟；叔叔婶婶一共生养了6个孩子。这么多子女，要养大成人，委实不容易，况且我们的奶奶去世早，况且管孩子吃喝拉撒这些事，父亲和叔叔是不沾边的，标准的“甩手掌柜”，因此，带养孩子的重任，全靠她们自己那双粗糙的手。不同的是，母亲带养孩子更多的是润物细无声，言传身教，很少打骂孩子，即使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首先挨打挨骂的都是自家孩子；婶婶则不同，孩子有错，或者孩子没错，只要她认为有错，那不容分说，一顿狠狠的骂，甚或再加上一顿小小的揍，然后罚他们站在那挨训，而她自己则一边打骂一边不耽误干其他的事，她信奉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值得欣慰的是，她们两人带出来的孩子，都长得好，也非常听话，乡亲们都夸她们带出来的孩子“有教养”，孩子们长大后，也都多多少少有点出息。（参见二哥《我是否听到了母亲最后的心跳》）

她们都是家务大师。这么大的两个家，家务事成堆，但同样的，父亲和叔叔都很少过问。母亲总是按轻重缓急，把这大堆家务安排得有条不紊。我们家似乎总养着一两头母猪，还有一两头肥猪，母亲总有剁不完的猪草，常常是半夜三更，村子里还清脆地回响着母亲剁猪草的声音，还有纺棉花的纺车声。婶婶做事火急火燎，同样的剁猪草、纺棉花，她三下五除二，就干完了，有时还腾出时间，跟我们这些侄儿崽女聊天。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婶婶还会变着花样做一些新鲜菜，譬如有段时间，她就发明了用切碎的南瓜藤兜兜，伴着捣碎的牛骨头，做成牛骨丸子，算是半道荤菜，一时在全生产队推广开来。（参见二哥《母亲不在了，婶婶还在》）

她们都是“红管家”。就像甩手不管家务事一样，父亲和叔叔也从来不管家里的财务，把这个女人最看重的“当家权”全都交给母亲和婶婶掌管。母亲天生是个理财的，她当了生产队几十年的出纳，管了一辈子家里的钱财，队里的家里的收支巨细，她从来不记账，但每一笔每一项她从来都是一清二楚，从来不出差错。我们家，也没什么重大的经济来源，但在那些全国人民都省吃俭用的年月，我总感觉到母亲没怎么缺钱花，还时不时地借给乡邻急用。而婶婶，她管家里的财务，也是精打细算，也把家里的生活安排得看起来过得比别人家要好些，但她从来不让人家看出来有余钱余米的样子，而且还有点喜欢拐弯抹角地跟人家叫穷，甚至急用的时候，还悄悄地跟我母亲借点小钱补贴家用。她们，都被自己的男人称为“红管家”；她们，也从来没用让她们的男人在村里露出穷酸相，总会让人家感觉到她们的男人体体面面的，自己也特有面子。

母亲和婶婶，两个性格迥异的女人，就这样在我们家百年老屋的同一屋檐下，没有红过脸，没有吵过嘴，互补互爱，相帮相衬，共同和睦和谐地一起生活了60多年。这，的确堪称一部妯娌传奇！

我一直在想：母亲和婶婶，这样两路性格的女人，为什么能够同时成为我家百年老屋里最优秀的两个媳妇、一对妯娌？或许因为，在她们的灵魂深处，她们的路是相通的，那是一条“家和万事兴”的路，那是一条讲“礼数”的路！

写这篇作品的时候，正值年关，忽闻孙子在一旁朗读《春节童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

孙子读的自然是北方的年俗，我老家也有《春节童谣》，自然是湘南版的，曰：“二十一，打主意；二十二，上街去；二十三，送灶王；二十四，扫屋里；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砍壮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打粑粑；二十九，样样有；三十晚上一顿撸；初一初二泻肚肚。”

其实，北方南方的年俗差不多，只是觉得我老家的春节童谣更诙谐一些，更有趣一些，当然，我也更熟悉一些，感觉更亲切一些。

我记忆最深的那些年的春节，除了按照童谣所唱的“过一遍”之外，我们罗家屋里还有几处是与别人家不同的。

我家的春联贴得最早最多。每年，父亲早就把纸砚墨笔备齐，除夕一大早，我就起来写春联，然后正屋、横屋、门口，贴得满堂红。村里其他人家见我一贴春联，就拿着对联纸赶来我家，我就从半上午开始，陆陆续续给各家各户写春联，到半下午，整个小村子就红了起来：过年了！

我家除夕之夜的“讲家史”活动堪称经典。年夜饭后，父亲往火盆前一坐，我们一家人都围坐起来，开始听父亲娓娓地讲述“罗家屋里的故事”。如果可以，我愿意把我家的“父亲讲家史”，作为“非遗”申报。父亲“讲家史”，总是从爷爷大年夜用几斤猪肉熬几斤萝卜讲起。听得多了，我就渐渐有了疑问：过大年时还只这般普通农家模样，土改时，爷爷却被划为“富农”，是不是搞错了？我从来没有向父亲和叔叔提出这个疑问。因为，我相信父亲说的是真实的故事，我也相信爷爷除了猪肉熬萝卜过年外，还会有能力给他的儿女添置新衣。

我家大年初一必是乡亲们相互拜年的汇合之地。大年初一，乡亲们相互串门拜年，渐渐地就会形成一支一支的小分队，放鞭炮、敬“发财烟”、喝茶吃糖果，往小孩子衣兜里裤袋里塞糖果，大家好不客气，整个村子里好不热闹。也不是家家户户都要坐下来喝茶聊天的，一年挑那么几家，不然那个年一天也拜不完。不过，大家到我们家来了，都是要坐坐的，而且一轮一轮拜完后，很多人又返回到我家，继续跟我父亲聊天交流，谈过去一年的收获，说新一年的打算，听我父亲的点评与嘱咐，当然还有祝福。

我曾经写过一篇《不能更改的版本》（参见二哥《不能更改的版本》），说的就是我家过年的情景，我有个堂侄女读后大发感慨，说好想好想还有那样的春节，但如今只能回忆了。因为，那样的春节虽然还恍如昨天，但我的父亲已经逝去多年，已经不再是那样的春节的那种德高望重的长者了。

原以为，我的父母都能活过100岁。

因为，我母亲80岁以后，还耳聪目明，一大摊子家务事她一个人就全操劳了，还常常挤出点时间来跟年轻人打几盘麻将；父亲80岁以后就坐轮椅上了，话也说起来有些含糊了，虽然多次中风，但他被救过来之后，同样耳聪目明，头脑清醒，思维活跃，国家大事，家长里短，他门儿清。（参见二哥《不能没有你：八旬父母的爱情永不落幕》）

但不承想，母亲84岁那年居然突然被发现得了癌症，而且是癌症中的“王中王”，而且一发现就已经是晚期了，就先父亲而去了；父亲88岁那年，最后一次中风，昏迷了一个星期以后，就与世长辞了。由此，我们兄弟姐妹心中的那个“百岁父母”的美梦破碎了；从此，我们兄弟姐妹进入了没有双亲的岁月。（参见二哥《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要过上没有双亲的日子》）

盛世和平下，一晃眼，十几年就过去了，父母的坟墓也已经成了老坟。每年上坟祭拜，看着被风雨剥蚀的墓碑，一种沧桑、一种缅怀，还有一种欣然，不禁在我们心里油然而生：是啊，父母已经从一座百年老屋，搬到了另一座千年老屋，并在那里永生了！（参见二哥《父仙逝，已十年，天上人间，祭如在……》）

在没有父母的十几年间，我们对老家仍还魂牵梦绕，因为那里还有我们的叔叔和婶婶，还有我们的父老乡亲，还有我们家的百年老屋！

望着我家的百年老屋，这座四周外墙都是泥砖砌成的四合院，经过百年的风风雨雨，依然完好无损，依然烟火袅袅，足足可以让我们想象得到：老家的泥土是如此坚硬与坚强，罗家屋里的亲情是如此醇厚和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