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2023/08/14

 

 

罗满元（罗老二）

 

翻开中国历史，从古代到今天，中国人总是不停地走在路上，中华民族也在一次次的迁徙中繁衍生息、融合壮大。二哥在这里为你盘点和描述了十个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人口大迁徙事件，读者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生死迁徙的历史路线图和艰辛历程，可以具体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在生死迁徙的历史中形成的图生存图发展图美好的伟大精神。

战火中的南迁

中国人口的迁徙，在近代以前，其大方向主要是由北至南。北人一次次南迁，造就了南方文化与经济的繁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客家人。

从秦汉到宋元，几乎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都会导致大规模的人口南迁。西汉末年的战乱，让中原人口大量南迁至长江流域。到了东汉末年，军事征服与怀柔政策，使得西北的少数民族内迁，而北方汉人也继续南迁，中国的经济重心由此开始南移。历史的车轮转到唐末，安史之乱引发的人口大迁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的格局：长江流域首次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全国人口分布的中心。而到了宋代，忽必烈1273年的大举南侵，更是将战火引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人被迫向更南的珠江流域寻找安居的乐土。

客家人的历史，就是北人南迁史的缩影。据考证，客家人的先民有过6次大规模的南迁，分别是在秦朝、魏晋南北朝、唐末、南宋、明末清初及太平天国时期。南宋末年，客家人参加了抗元起义，失败后为逃避追捕，只得上山入林，形成了“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格局。而在19世纪中叶，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大批客家人逃往东南沿海一带，并进一步迁徙至东南亚、澳大利亚、南北美洲等地，开始了四海为“客”的生活。

“客家”是汉族民系的称谓，只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非种族的概念。顾名思义，“客家”是一群异乡客。客家人以“客家”或“来人”自称，以区别于本地人，同时表明了他们保存自己族群特性的心态。与此同时，客家人还是开放的，能够入乡随俗。客家民系以汉人为主体，同时融合了一小部分畲族、瑶族等土著居民的血统。“久在异乡为异客”的客家人，在多年的漂泊生涯中，也逐渐有了自己的聚居地，如广东梅州、惠州，以及江西赣州、福建长汀等。福建龙岩永定地区的客家人将夯土技术与木构架建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建了被誉为“世界山区建筑奇葩”的土楼。这是客家文化的一种标志和象征。

重建的“天府之国”

政府有组织的移民，对中国人口的分布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天府之国”四川的复兴，便得益于此。

中国官方的强制性移民，在三国时便已出现。明朝初年，政府的强制性移民，曾使中国的人口分布更为均匀。而在历代政策性移民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深远的，是元末明初以及清代进行的长期移民运动：湖广填四川。

四川在唐代位居全国经济文化的最前列。宋朝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23%左右的巴蜀地区，其财赋收入与供应的军粮却占了全国的1/3，时人因此有“蜀亡则宋亡”之叹。然而，南宋末年与元明时期的战乱，让巴蜀人民遭遇了历史上最残酷的浩劫。据官方统计，1668年成都只剩下7万人，整个四川省则仅余60万人左右。

元末，红巾军中以湖北人为主体的明玉珍部率十多万军队入川，不少农民也随之入川，拉开了“湖广填四川”的序幕。到了明朝，政府也曾有意安排湖广移民入川。真正的移民高潮出现于清代。鉴于四川的残破不堪，康熙皇帝颁布了《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下令从湘、鄂、赣、粤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这次移民持续了100多年，100多万人涌入四川。在成都及川西平原各县，外地移民占总人口的90%以上，而整个四川的移民人数则占总人口的70%左右。

大量移民入川，不仅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还带来了丰富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天府之国”由此开始复兴，并在经济文化上更加具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特点。四川的三绝——川剧、川酒、川菜，都是在清代融合了外省移民带来的文化技术后发展起来的。

“闯关东”

“闯关东”是17至20世纪中国内地向东北移民运动约定俗成的一种略称。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地区，“闯关东”的移民浪潮才有所消歇。纵观“闯关东”的历史，其移民数量之众，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均堪称中国移民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之一。

关，指山海关。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得名。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政府派大臣探求鸭绿江源头，寻访长白山清朝发祥圣地。根据大臣的回报，康熙帝认为长白山与清朝的龙脉相连，因而将长白山周围地区都列为封禁范围。尽管有封禁的规定，但遇有灾害，关内百姓往往强闯或偷渡出关。一方面由于“柳条边”长逾千里，常驻官兵人数有限，难以阻拦。另一方面，为减少关内灾民的压力，不止一次变通规定，允许灾民出关，或者采取默许态度。但在多数情况下，出关是被禁止的、非法的，因此只能“闯”。“闯关东”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路。陆路是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各关口出关，进入辽沈地区。海路则由山东半岛或福建沿海乘船到达辽东半岛。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闯关东”的人口在3000万左右，其中山东人占80%左右，是“闯关东”的主体。从遗存至今的文献资料来看，浙江义乌人陈达德是第一个招募百姓到辽东垦荒之人；“闯关东”中的第一个“放山人”是山东莱阳人孙良，被称为“老把头”；“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孙继高。

从“闯关东”的历史看，许多下层民众，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置之死地而后生。在“闯关东”过程中，无论是季节性的移民还是永久性的定居，人们都是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拼搏。“闯关东”的历史，是一部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移民史，处处体现出中华儿女不畏艰险、积极进取的精神。

“走西口”

“走西口”的主要是河北、陕西、山西人，而山西人所占的比例最高。清代以来，土地贫瘠加上天灾不断，使得成千上万的晋北贫民与商人背井离乡。他们或向西迁移，经“杀虎口”进入蒙古；或向东进发，过大同后经张家口进入蒙古。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就是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但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

“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口外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下南洋”

在清代，东南亚泛称南洋，包括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11个国家。

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之多。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允许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时人称为“契约华工”，又叫“卖猪仔”、“当苦力”。由此，下南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出现以华人劳工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即苦力贸易阶段。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初，是下南洋新的高峰期。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初，“下南洋”的华人达700多万人。“下南洋”是中国人走出国门的移民潮，其中充满了辛酸与艰险。

大量华人移居东南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中国国内的人口压力，也极大地推动了东南亚社会和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华人作为东南亚各国本地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已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但限制华人、排斥华人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三线”建设

1964年，美国制定了针对中国的军事计划，试图出动空军袭击中国即将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并打算联合苏联对中国进行打压。面对战争威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毅然决定，从1964年起加紧进行战备工作，在云、贵、川、陕、甘、宁、青等西部省区的“三线”后方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工业、交通、国防基础设施建设。

在1964年至1980年期间，贯穿了中国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国家在主要13个省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巨资。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民工的建设者，在时代号召下，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荒芜地区来进行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次大的人口迁徙。这些建设者露宿风餐，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星罗棋布的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其中一部分后来被称为“西部脊柱”，如攀枝花、酒泉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成昆、襄渝、川黔等10条铁路干线，等等。这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缩短了中西部的差距。“三线”建设，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建设战略计划，同时也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大的人口迁徙活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党和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当年在校的初高中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对知青“上山下乡”，一直有不同的评价。很多知青都把当年下乡的地方当做“第二故乡”，对当地的农民有着浓厚的感情，返城后仍时常惦念乃至“回去”探望。但也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迫害，是一场“灾难”。总之，这场运动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新移民运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大量农民流入城镇，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引发的矛盾和难题之多，带来社会变化之快，世属罕见。这一重大的社会历史现象，被有关专家称为“新移民运动”，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一个重大社会变迁。

“新移民运动”具有四个明显特点：“新移民”具有自愿性，“新移民”主要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新移民”主要流向是从农村到城镇，“新移民”居住时间的暂时性。“新移民运动”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新移民运动”从1979年开始至今，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至1983年。当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国家基本上还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镇就业。进城经商或务工的农民不仅数量少，而且由于制度限制，通常处于“打游击”的状态。第二阶段是1984年到1991年。在这一时期，国家颁布了新政策，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由此，大量的农民开始向城镇迁移，出现了改革开放后“新移民运动”的第一个高潮。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至今。伴随中国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热潮的兴起，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城镇对劳动力的需求急速增大，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移民浪潮。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6亿人，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正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

“三峡大移民”

三峡工程，寄托着几代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1992年4月3日，经过“梦想70年，论证40年，争论30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三峡工程采取“一次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建设方式，水库淹没涉及湖北省、重庆市的20个区县、270多个乡镇、1600多家企业，以及4000多万平方米的房屋。这意味着，从开始实施移民工程的1993年到2009年，每年平均移民近10万人！

120多万移民告别故土，复建房屋4976万平方米，关破、迁建工矿企业1632家，淹没30多万亩农田。这些都为三峡工程的顺利建设创造了条件。经过16年的艰苦努力，到2009年9月，中国向世界宣布：三峡工程移民搬迁安置任务基本完成，三峡移民工作由大规模搬迁安置阶段转入“稳得住、能致富”的新时期。一位外国首相感叹：“世界上百万人口以下的国家有二十几个，百万移民，相当于搬迁一个国家！”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算式，“三峡大移民”好像一曲雄浑、豪迈、激昂的乐章，不仅讴歌了广大移民顾全大局、勇于奉献的高尚品质，而且展示了中国政府“破译世界级难题”的大气魄、大手笔！

“第三波移民潮”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撒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贝劳就是其中的一颗……”这是1992年电影《大撒把》中演员葛优谋划移民路线图的经典台词，如今已由喜剧几乎变成现实。

想移民么？现在，你不再需要乘上前往西伯利亚的火车，穿越广阔的俄罗斯，到巴黎等待夏季观光团，再伺机前往贝劳，然后以贝劳为跳板前往美国。你只需要准备一张35万美元以上的存折，在五星级酒店的会议厅里，由热情的中介小姐引导你，在挨着太平洋，同样浩瀚的加勒比海地区，无数撒落的璀璨明珠之间，使劲圈中其中的一小颗——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这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小国，如今竟已成为众多新富阶层的移民目标之一。

这个将电影变成现实的场景，只是眼下众多移民推介会的一幕。在众多更高端的推介会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才是主流重头戏。最近20多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富商通过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或国籍。在他们看来，优质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资产转移、安全感，都将在移民的彼岸得到。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有关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60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潮”在进入新世纪后一直在涌动。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

“第三拨移民潮”引起了国人的广泛议论，有人对中国培养和“制造”出来的知识和财富精英的“出逃”大加指责，但更多的人则予以理解和尊重。